• 《基本医保“两定”管理政策研究》

    2013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有关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的规定自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1998年建立伊始即已有之,其背后含有政策制定者对医保基金的使用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考量,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制度设计者深刻的市场化改革意识。
      近十余年来,随着非公立医疗机构日益发展壮大,关于无法获得医保定点资格进而制约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央则一再出台文件,要求落实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医保定点等方面同等待遇的原则。反观我国台湾地区,其全民健保制度下特约医事服务机构占到当地机构总量的93.7%,其中绝大多数为非公立医药机构,2012年,台湾地区民众对全民健保满意度高达79.4%,这显然值得大陆地区学习借鉴。如何完善医保定点制度,回归社会医保政策设计本意,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央也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各部门清理、调整并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本届政府尤为强调这一点,医保管理部门对定点资格的审批未来也会在清理之列。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放宽准入后,是否会出现参保人获取的医疗服务质量下降问题。基于此,如何完善对定点机构的监管体制,使参保人获取的医疗服务既能保“质”,又能保“量”,成为当前急需深入研究并尽快进行制度构建的问题。
     
  • 《关于进一步推动国企医院改制的政策研究》

    2013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以管理资本为主,同时鼓励社会办医,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这一系列决定都显示出中央决策层对改革以“放”为主的坚定信心。
      国有企业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公立医院改革角度,还是推动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方面,都是目前改革中最佳的突破口。回溯过去十余年历史,伴随国企改革浪潮,中央已出台一系列围绕土地评估、资产评估、人员安置、推动社会资本办医等改制指导文件,为国有企业医院率先改制指明方向,奠定基础,如2002年多部委出台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2005年多部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等。
      实际操作中,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了不同的改制模式,呈现出不同的改制成果及问题。本报告选取了武汉、黄石、娄底、太原四地,包括武钢总医院、黄石爱康医院等多家改制医院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其改制成果与特色,以期为后续改制政策做参考。
     
  • 《财政投入方式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机制》

    2012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历经三年多时间的朝野大讨论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于2009年4月6日正式公布,由此拉开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新医改”)的序幕。新医改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中国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公共财政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只有公共部门在卫生筹资上的功能强化,才能直接、显著地降低民众看病治病时的自付水平,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医药卫生费用负担的公平性。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中,公共筹资或广义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超过了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接近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支持新医改,中国政府更是决定在医改头三年中投入总计85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预算。
      在加强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如何调整支出结构,转变投入机制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又一难题。通过对新医改中发布的一系列文件的研究,我们依稀可以辨识出解决这一难题的三条主要措施:一是建立一个全民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二是建立医保机构购买医疗服务的机制,三是形成医疗服务体系内的多元竞争格局。但各部门、各地方尤其是县及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执行三年医改的具体效果如何,却是医改决策者,尤其是财政部们非常关心的事。
      为了帮助中国政府更好的解决这一难题,建立积极而可持续的支出结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补偿机制,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开展了“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模式及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的项目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下简称CRCPP)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承担了这个项目的国内调研部分,而美国斯坦福大学沃尔特·舒思深亚太研究中心亚洲卫生政策项目主任Karen Eggleston教授则承担了国外经验介绍部分。
      本次国内调研,由财政部选定了具有自主改革基础的四个县——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和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作为调研样本地(其中昌图县为预调研地区)。调研活动从2011年4月开始,11月结束,陆续经过8个月的时间。在每一个调研地,我们都与当地财政、卫生、医保、民政等涉医政府部门官员以及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层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人次共计130多人;收集了各地较为完整的2006-2010年卫生、医保、财政的统计数据和医疗机构数据。同时,我们还对当地参合农民和基层医护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搜集参合农民问卷536份,医务人员问卷173份。
      各地调研报告的写作直到2012年4月获得和补充了其2011年的相应数据后才完成。 而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此最终报告(增加“最终报告”是亚行和国内课题组四月底临时达成的任务)初稿则于2012年6月上旬完成。
      本最终报告,正是我们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所撰写的调研报告。
     
  • 《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及其实现路径》

    2011年1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2009年4月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指出,我国医疗卫生改革应当“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其中关于“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的指代并不明确,因为公共医疗卫生可以理解为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回想在2008年《意见》征求民众意见时,我们即再三建议《意见》发布者对包括“公益性”、“基本医疗服务”、“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全行业管理”、“基本药物”等重要概念给出“名词解释”并付诸文末,以免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涉及方对其有不同的主张,从而妨碍医改政策的有效的执行。果然,医改三年中,正是这些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公立医院改革和药物政策的执行徘徊不前或入歧途,严重拖了医改的后腿。是以针对某些有意偏离医改大方向,严重缺乏理论逻辑和扭曲事实的观点,重新讨论“公益性”及其落实之政策,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 《公立医院药品供给模式改革》

    2011年09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2011年8月28日,“公立医院药品供应模式”课题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参会者有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裴长洪、刘晓程和李宪法,李大魁教授因另有会议未能参会,特派其助手代表他参会讨论。其他参会专家包括北京综合性三甲医院院长、地方各等级公立医院院长、地方卫生局长、地方医管办(中心)、药品采购中心负责人、医药行业协会负责人、国药控股、上海医药和九州通三家国内最大的药品批发配送企业代表,以及部分高校学者,共计20人。大家就公立医院药品供应模式的现状和改革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既达成了许多共识,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本篇报告中我们将分别综述这些共识和不同意见。
     
  •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去行政化与建立新机制》

    2011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县级公立医院处在一种“行政型市场化”的组织和制度结构之中,其运行主要依赖于收费,但医疗服务市场的运行则受制于无所不在的行政控制机制。子长模式问题重重,以其作为样板在全国推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将全面巩固现行行政控制机制,甚至将出现公立医院再行政化的趋势。这不仅将极大地浪费财政投入,而且将严重阻碍公立医院改革的推进。无论是巩固现行的体制,还是走回头路,均将使“建机制”从而“强基层”的医改目标难以实现,而走向去行政化才是医改成功的唯一选择。本文指出包括县级医院在内的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是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和推进医保付费机制改革。文章进一步给出了政策建议。
     
  • 《湛江模式:探索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0年09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自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颁布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进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在推进全民医保的新探索中,祖国大陆最南端的海滨城市湛江市在推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下简称“社商合作”)上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在医疗保险界人称“湛江模式”,引起了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来自全国地方政府机构(包括省市政府、社保局、发改委、财政局等)、媒体和商业保险公司的146人考察了湛江模式;2010年截止到7月中旬,考察人士更是多达268人。
      如同绝大多数新鲜事物一样,“湛江模式”在闻名遐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疑虑,对这一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也是五花八门。2010年7月12-1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医改课题组一行四人在湛江市开展了3天的深入调研,试图探究湛江模式的实质和意义。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初步观察到,对湛江模式性质和定位的模糊认识,使得相关各方对这一模式的评价分歧很大且均失之于客观:一些正面的评价把当地全民医保的一些进展不恰当地归功于社商合作;而一些负面评价则把当地全民医保的一些问题也不恰当地归咎于社商合作。
      实际上,湛江模式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当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在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引入了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经办服务,最主要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之下部分大额医药费用支付的管理服务。这一新的探索,难以在短期内为全民医保的完善带来立竿见影的积极作用,亦即不可能极大地有助于全面解决全民医保推进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全国性(甚至全球性)问题,例如覆盖面扩大、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医保支付模式的改革等等,但从长远来看对我国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具有明显的正面意义。
      本调研报告试图对湛江模式给出明确的定位,并就湛江模式对我国发展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意义进行探讨。报告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简要描述湛江市推进全民医保的进程,并基于全国全民医保的大背景,对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我们刻画湛江模式的核心,即社商合作的内容,并对这一模式引发的一些争议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基于中国社商合作中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讨论湛江模式对于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发展的意义。最后一部分,基于湛江模式的启示,就社商合作的制度设计和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 《中国医药流通行业十二五规划研究》

    2010年0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 《我国医药产业十二五规划研究》

    2010年0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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