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改革研究报告》

    2016年04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传统的公立医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由相关政府部门来运营,其发展战略、管理层任免、员工录用、服务供给及其价格制定等决策均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其管理人员本质上是行政人员,且拥有和政府官员一样的行政级别,公立医院自身也拥有行政级别。我国将公立医院划归为国有事业单位,其员工拥有国有事业编制身份,这一身份和公务员身份类似,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一般统称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直接补偿公立医院,是这种行政化体制的重要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财政补偿体制,就成为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报告分六个部分,对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改革路径进行探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北京市医改“十三五”规划研究》

    2016年0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王震、昝馨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小康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杆。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已接近16300美元,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理应在全国率先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民健康保障制度),为全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供参照。
      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北京市按照国务院相关部署,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推进发展、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促进健康”的改革目标,将解决现实问题与改革创新长效机制紧密结合,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加大投入、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初步成效,实现了阶段性目标,在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带动健康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发展,既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也带动全社会就业、消费的增加,带动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任务,既包括过往改革成绩的坚持与深化,也包括结合“新常态”下新背景,继续带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责任与历史使命。目前,北京市作为全国医疗资源最为发达、最为集中、优质医疗资源最为充裕的地区,还面临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协调、市场竞争不充分、分级诊疗体系尚未形成等现实问题,必须作为“十三五”期间重点改革任务;同时,“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情况、人口结构变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就业模式快速多元化、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等,也势必将对北京市医改产生影响、提出要求。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如何结合本地作为首都的种种特殊之处,探索完善适用于北京市地方特色的改革措施,构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动改革制度创新、框架创新、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北京市“十三五”医改规划所要交出的答卷。
     
  • 《建立适应新型医疗卫生模式需求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2015年10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自2000年、2009年两轮医改启动至今,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不断出台,但“以药养医”等制度沉疴始终难以解决。北京市是全国医疗中心,虽拥有充足的医疗资源,但配置严重失衡,分级诊疗体系远未建成,不断向三级医院集聚的患者给北京市医保基金带来沉重压力,恶劣的就医体验加剧了医患矛盾。
      传统改革路径如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加大财政投入等,都已证明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与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医改进入“深水区”,医疗卫生体制的存量改革艰难,增量改革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
      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连锁诊所等多样化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快速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但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需要医疗人力资源配置机制转型作为支持。本报告即是基于此视角,探讨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在北京市的发展需求,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研究。
     
  • 《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政策研究》

    2015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彭晓博

      医保部门“接过”价格制定权,是机遇也是挑战。
      2009年新医改既明确提出改革医保支付制度。但由于医药价格受到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多重管制,加之公立医院行政垄断和人事薪酬制度制约,使得医保部门在改革中完全被动,六年来医保支付改革虽有很多探索,却几无成效。以药养医和医药腐败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重。过度医疗愈演愈烈,相当一部分地区城镇职工住院率甚至达到了25%左右,医保资金被大量浪费。对于浪费如此严重却又利用行政垄断地位挟政府和患者以令医保的公立医院,医保部门基本没有制衡手段。医保经办体制存在的问题,亦加剧了这种困难。
      2015年,中央决定放开发改委对药品价格的管制,建立药价市场化形成机制,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改革也即将推出。基本医保作为最大买方,被社会各界认为接过了医药定价的“接力棒”,这对于医保部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就挑战而言,发改部门药价管制和卫生部门集中招标过程中,不但未能缓解以药养医和医药腐败,反而导致价格管制部门和药品招标部门大面积贪腐,于国于民于己三败俱伤,教训惨痛。医保部门若延续发改部门和卫生部门行政揽权思路,结果不容乐观。从机遇来讲,过去六年困难重重的支付制度改革,在没有发改部门行政定价掣肘的情况下,获得了很大的改革空间,使得医保部门有机会以医保定点制度和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引领医改,推进我国医改弯道超车。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我国建立的医疗保障体制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非公费(免费)医疗制度。国际经验表明,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相分离,双方均作为平等市场主体通过平等谈判和充分竞争来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公平可及和优质高效。完善的社会医保制度有如下几个核心制度安排:(1)医疗服务体系是竞争性体制,医生均为自由执业者;(2)社会医疗保险社会经办而非行政经办;(3)医保引导医疗资源配置和医患双方诊疗行为;(4)医保支付制度是以打包付费为主体的复合型医保付费机制。
      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制度架构上已经基本符合上述要求,只是还需要进一步推进经办的管办分开和引入竞争。但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严重滞后,根本不符合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基本要求,公立医院行政垄断格局基本未变,医疗行业依然维持传统事业单位人事薪酬制度,医生远未实现自由执业。医改多年没有成效,医保支付改革无法奏效,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在目前医保部门被推到医药价格改革第一线之际,亟需转变观念,摈弃行政定价思维,从制度上消除权力寻租空间,通过真改革,建立新体制。在此背景下,医保部门的改革思路应该是,抓住价格改革契机,通过医保定点制度和支付制度改革,引领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理顺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医改实质性突破。
     
  • 《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2014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杜创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成了目前中国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各领域内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其中,就医疗卫生领域而言,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既能促进管办分开、加强市场竞争,也能缓解医保基金压力,并且有助于解决由人口流动产生的公卫服务覆盖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将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及其竞争机制与定价机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机制融合研究》

    2014年10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杜创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即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推进共享发展的重大举措。本报告基于实际调研和公开数据研究了涉及这一制度整合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制度整合的基础与紧迫性,影响不同地区制度整合进展差异的因素,不同地区制度整合的经验与模式,以及部分地区的“三保合一”探索。
     
  • 《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机制改革研究》

    2014年08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传统的公立医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由相关政府部门来运营,其发展战略、管理层任免、员工录用、服务供给及其价格制定等决策均控制在行政部门手中,其管理人员本质上是行政人员,且拥有和政府官员一样的行政级别,公立医院自身也拥有行政级别。中国将公立医院划归为国有事业单位,其员工拥有国有事业编制身份,这一身份和公务员身份类似,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一般统称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直接补偿公立医院,是这种行政化体制的重要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立医院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财政补偿体制,就成为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报告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政策演变的逻辑,并深入分析了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现状,结合地方探索路径和国际经验,为我国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 《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政策研究》

    2014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王震

      大规模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然而,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险、难以获得合理的医疗服务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研究表明,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新农合和城职保均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险,建立“三保合一”的国民健康保险是解决流动人口医疗保险问题的根本途径。“倒金字塔形”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无法满足流动人口对私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集中需求,引入社会资本办医、改革收支两条线的基层医疗服务管理体制、放开对社会资本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限制以及改革公立医疗机构的人事制度等措施,均有利于改革当前“倒金字塔形”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缩小流动人口医疗服务的供需缺口,为其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
     
  • 《“大健康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

    2014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健康不仅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的健康需求井喷式增加,并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为居民提供满足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成了当下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重点任务。
      因此,本报告将集中阐述发展大健康产业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探究大健康产业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大健康产业国际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机遇。
     
  • 《北京市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014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王震

      现代健康概念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同时,健康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健康状态及健康需求并不相同。基于对健康的这一理解,健康产业就是旨在提供个人及社会以满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理、精神及社会健康需求的生产部门的集合。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体系:健康需求体系、筹资体系和供给体系。供给体系是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着力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页、康复与照料及养老业、药品与药械,以及健康保险业。
      积极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重要突破口。对于北京而言,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是发挥首都服务功能、建设人文、科技、绿色北京的要求,是北京应对快速老龄化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医改,满足民生需求、打造健康北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北京具有推动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北京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在健康保险领域,北京也在前列。给定北京的资源优势、发展基础、城市功能定位,参考国际健康产业发展的一般经验,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目标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高端,占领健康产业链条的高端,成为健康产业技术、管理、标准、品牌中心;抓住并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占领健康产业发展高地。第二,将健康产业打造成北京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之一,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在增加值及吸纳就业方面,力争达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相同收入水平下的状况。第三,充分满足普通居民的健康需求,将健康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老年照料服务延伸到社区,建成以社区为平台的健康服务提供平台。
      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距离上述目标尚有距离。当前北京健康产业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宏观资源配置无效率,健康产业领域长期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供给增长缓慢,不能适应居民快速增加的健康需求。这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二是微观主体运行无效率,主要表现在作为健康服务提供主体的公立机构激励机制扭曲,效率低下;而在行政性垄断条件下,社会资本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三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人群间的不公平,医疗保障的逆向收入分配作用明显;医疗保险福利化倾向明显,风险管控功能弱化,且本身成为巨大的风险来源。
      推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总的政策思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负面清单”管理的精神,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去行政化的精神,主要做“减法”,放开阻碍健康产业发展的不当管制,特别是放开准入管制。政府监管中心后移,加强过程监管,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认为当前推动健康产业发展,要以改革促发展,着力点放到供给方激励机制的重构上。
      在这一思路下,促进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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