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之一为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此后，卫生投入中政府投入的比重显著增加，但也面临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政府卫生投入方面，除重申“落实政府卫生投入责任”外，尤其提出:“改革财政补助方式，强化财政补助与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关系。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显示当前中央政府在增加卫生投入的同时，已经高度关注如何通过投入“买”机制。
　　北京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于全国之先，自2006年起即拉开改革帷幕。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为基层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改革等改革事项，做出诸多配套调整。2009年至今已有六年，北京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成效如何，有待评估。
　　本评估报告聚焦于北京市2009年—2014年公立医疗机构财政投入，分析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评估财政资金在医疗领域特别是市属医院的使用效率，为北京市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后，公立医院改制一直也是政策主推的方向之一。来自洛阳的经验显示，即便在医疗资源较丰富、医疗机构竞争程度相对激烈的地区，公立体制为主体的医疗服务市场因为没有退出机制，同样效率低下。这种情况下，财政支持部分公立医院改制，短期来看，财政直接投入逐年减少，一方面直接减轻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至少也并未对医院诊疗行为造成负面影响；长期来看，为优化医疗服务体系效率留下巨大空间。

　　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中央层面出台一系列文件，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保经办工作，各地也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富有地方特殊的社商合作模式，青岛实践即为典型案例。从2006年启动至今，青岛市社会医保与商业医保的合作已近十年，其合作方式灵活、范围覆盖全面、商保参与度高，全国少见。
　　因此，本报告旨在通过对青岛社商合作模式（合作内容、机制、效果）的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并对现存问题及面临困难进行梳理，为后续项目拓展完善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自1998年上一轮医改启动至今，全国有多个地区的改革方案被冠之以“**模式”的称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区的模式在全国被各地自发地复制。究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改革都是为解决各地区实际的问题，问题不同，则地方改革动力及着手点不同，适用于一地的改革“模式”，未必同样受到其他地区的欢迎，甚至未必与中央一级的政策文件相符，使其无法被其他地区效仿或复制。
　　近来被媒体广泛宣传、相关领导高调肯定的福建“三明模式”即是如此。我们在三明的调研发现，三明的医改有其极为特殊之处，很难在全国其他地区简单照搬其做法，以期取得同样改革成果，不仅如此，三明自身的改革也存在隐患与缺陷，既需要地方继续深入完善，也需要中央政策更为强而有力的支持。各地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进行改革，取决于各地现实的需要，但来自三明的经验可为中央下一步修缮政策提供良好的借鉴及参照。

　　医改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医疗领域，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也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北京市围绕推进发展、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促进健康等目标，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本报告从北京医改的宏观经济效应、产业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其深化医改面临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医改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2009年新医改以来，在加大政府卫生财政投入的同时，如何完善投入机制、调整支出结构、转变投入方式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各地方已经就医疗卫生体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索，分析具体的成效如何可以为我们下一步选择改革的方向、建立可持续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提供经验和思路。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选取了陕西省神木县、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和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展开分析，客观系统地总结、评估和比较了这些地区的医改绩效，以期为今后的医改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若从2000年乡镇医院改制算起，宿迁医改已经十一年。若从2004年宿迁市公立医院完成民营化改制算起，宿迁医改业已七年。一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地区，普通医疗服务几乎全部由民营医疗机构提供，这在中国绝无仅有，在其他国家也很少见。医疗服务供方市场近乎完全民营化历时已经超过七年，这种医疗服务供给格局有什么优势和弊端大致已经较充分地暴露出来。本文意在从各个方面对这个几乎完全民营化的医疗服务体制进行评估。鉴于篇幅，本文专注医疗服务供给绩效评估。不涉及政府职能、医保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绩效评估。

　　全国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举步维艰。很多人把公立医院改革的艰难归咎于“政府补偿政策没有落实”，即归咎于财政没有给钱。然而，在地处粤西半山区的茂名市，高州市人民医院近八年来在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偿”的情况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医院发展成为远近闻名、信誉卓著的高水平医院。无论是广东省还是卫生部，都高度肯定高州市人民医院创造的“平价”奇迹，并决定在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高州模式”。
　　高州市人民医院具体的管理经验固然值得各地医院学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高州模式”产生的制度环境或政策因素，即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走向去行政化。首先，政府与公立医院财务关系的去行政化，致使旧事业单位体制中“养供方”的做法彻底在高州市无法继续，高州市人民医院抓住了市场机制提供的机遇，通过良好的管理实现了自我发展，同时公共财政“补需方”的新机制促使全民医疗保险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而全民医保的发展造就了医保机构代表参保者利益团购医药服务的新市场机制，高州市人民医院在全民医保的环境下以准确的市场定位、平价的运营策略、适宜的技术路线，为当地和外地城乡医保的参保者提供了性价比高的服务。第二，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非行政化，尤其是在医院院长的遴选中，引入职工民主参与的新机制，确保了高州市人民医院的改革与发展有了领军人物。第三，公立医院人事管理制度的非行政化，让高州市人民医院拥有完全的人事自主权，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使之不仅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典范，而且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典范。第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的非行政化，让高州市人民医院找到了适合自己组织文化的新薪酬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第五，公立医院市场准入与发展的非行政化，让高州市人民医院打破了现行的行政限制，尤其是基于行政级别而不是技术规范对医院规模和医疗服务准入的行政化限制，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突破。
　　“高州模式”提示我们，公立医院究竟能不能改革，改革之后有没有成效，同“政府补偿”的多寡没有关系。把政府财政当成聚宝盆，向政府财政“等、靠、要”，靠政府财政投入堆起来的“改革”，恰恰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打破束缚手脚的旧体制，让各类医院在市场的竞争中提升竞争力，这样的改革才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高州模式”的典型特征或者说经验，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公立医院要管办分开，走向非行政化。管办分开了，高州模式完全可以持续，也完全可以复制，公立医院的改革马上可以在全国推展；管办不分开，高州市人民医院就只能是公立医院的一个异数、一个个案，难以复制。
　　公立医院的改革能否推进与政府补偿的多寡没有多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必在医疗卫生领域增加财政投入。政府增加投入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新的机制，让来自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花在老百姓身上。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政策的确应该落实，但必须以全新的机制来落实。根据新医改方案的精神，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新补偿机制包括以下三点：其一，通过加大“补需方”的力度，让广大民众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是为“保基本”；其二，通过调整“补供方”的方向，支持包括县医院在内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为“强基层”；其三，通过公共财政的转型，促进医疗保险团购医药服务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为“建机制”。所有这些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这就是“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的原则，已经为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各级公立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高州模式”的经验告诉我们，推进去行政化，给公立医院更多的自主权，就能还患者更多的满意。坚持去行政化的原则，公立医院的改革就能大踏步前进；阻碍去行政化的实现，公立医院改革必然会举步维艰。
　　鉴于公立医院改革是本轮新医改成败攸关之所在，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谁在继续反对管办分开和去行政化，谁就在有意阻挠新医改！把增加政府直接投入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前提条件，将使医改再次“基本不成功”。

　　一向籍籍无名的陕西省神木县，2009年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名动天下。其间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是“全民免费医疗”的说法触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实际上神木目前推行的并非“全民免费医疗”，而是“全民医疗保险”。外表朴实的陕西汉子其实聪明得很，用这个名字引人瞩目，实际上并没有搞什么没有前途的全民免费医疗，而是建立方向很是对头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二是大家印象中陕西是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政府投巨资搞“全民免费医疗”，着实让人兴奋。有人开始就此指点其他地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慢来，切莫兴奋。虽说地处西北，神木却是富庶之地，其经济规模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五十多位。所以，世间有神木，却没有神话，神木无非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全民免费医疗”也罢，“全民医疗保险”也罢，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以神木为标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说法，最多对全国百强县有反思价值。
　　不过，神木医改最值得关注和借鉴之处，并不是政府投入巨大财力建立全民医保，而是神木医疗服务市场所形成的良性格局。目前神木县共有14家医院，除县医院外，其余13家皆为民营医院。神木已经形成以民营为主体、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服务市场，这显然为“全面医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应该归因于运气，恐怕只能说是前些年那“基本不成功”的医疗行业市场化的结果，今天的神木医改竟然轻松跳过了中国医改总绕不过去的大难题，那就是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痼疾，以及其体制根源即“管办不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