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医疗卫生财政投入阶段性评估报告》

    2016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周彦

      20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向之一为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此后,卫生投入中政府投入的比重显著增加,但也面临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政府卫生投入方面,除重申“落实政府卫生投入责任”外,尤其提出:“改革财政补助方式,强化财政补助与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结果挂钩关系。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显示当前中央政府在增加卫生投入的同时,已经高度关注如何通过投入“买”机制。
      北京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于全国之先,自2006年起即拉开改革帷幕。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为基层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改革等改革事项,做出诸多配套调整。2009年至今已有六年,北京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成效如何,有待评估。
      本评估报告聚焦于北京市2009年—2014年公立医疗机构财政投入,分析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评估财政资金在医疗领域特别是市属医院的使用效率,为北京市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 《南平市基本医保制度调研报告》

    2016年06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徐静婷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让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发达 国家三百年时间完成的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同时,区域发展失衡和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也在迅速加剧。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入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老龄化压力急速扩大——以地级市为统筹单位的基本医保,出现大量统筹地区基金不堪重负,制度持续岌岌可危,社会稳定危机渐行渐近。
      最近我们在福建南平的调研中发现,当地城镇职工医保抚养比已下跌至 1.35:1,即1.35个在职职工负担1个退休职工的医疗费用,部分县抚养比甚至下降 到1之下;虽然农村劳动力外流减轻了新农合基金压力,但由于控费乏力,新农合基金同样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可预期的未来出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高峰,新农合基金亦会迅速出现收不抵支局面,当地"保基本、兜底线"目标难以实现。
     
  • 《深圳市医疗人事制度改革调研报告》

    2015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中央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历次文件都提出,要建立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特征的人事和薪酬制度,其中,人事制度改革,是实现这一改革目标的核心。没有自由流动的医疗人力资源、能进能出的医生市场,政府很难找到清晰的标杆,对“单位人”身份的医生定薪;同时,绝大多数医生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单位人”,也是社会办医发展、倒推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屏障。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医生“多点执业”这一概念,允许医生在“单位”以外场所执业,希望借此向医生“自由执业”过渡,但实际执行中,“单位人”身份仍然拖绊着医生的脚步,大多医生还是选择非法“走穴”,而非合法多点行医。
      深圳市2015年5月出台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率先取消公立医院事业编制,在全国开先河,可以说以地方政府职权内最大力度来支持医生多点执业乃至自由执业,并在多个体系设计相关机制予以保障,然而,由于中央政策尚未放开,既得利益格局难以协调,改革方案虽好,实行却严重受阻。2015年11月初,我们赴深圳市调研时获知,由于反对声音较大,目前改革已经暂缓。
      深圳改革受挫的问题,值得引起相关政策决策者高度重视。地方政府的探索,为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提高先验经验,而中央政府的配套支持,对地方更为重要。
     
  • 《成都市公立医院改革调研报告》

    2015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凤梅

      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一直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被视为医改的“突破口”。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部门之间利益相互掣肘、医疗机构逐利性积重难返等原因,公立医院改革一直难以取得明显突破。一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出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改革,试图在政府财政投入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下,能够从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方面取得突破。其改革的核心即是实现所谓的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成都市也进行了这类改革,于2010年,成立独立于卫生系统的“医院管理局”,逐渐减少对公立医院的直接财政补贴,以期转变公立医院管理方式,并探索“医药分开”破解公立医院“以药养医”体制。
      然而,供方的一系列改革并没有改变医疗机构过度医疗、患者看病贵等问题。加之医保付费方式并未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使得问题更加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成都市探索公立医院治理结构转变的今日,邛崃市人民医院为其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本。邛崃市人民医院以不足1.0%的财政投入占比以及18.5%的药占比,通过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吸引了大量患者前来就诊,并且能够实现医院医疗结余率维持在20.0%以上。同时,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拉大不同职称人员的工资水平,避免“平均主义大锅饭”,使医务人员得到了应得的劳动报酬。值得公立医院改革者深思。
     
  • 《厦门市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2015年09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分级诊疗”体制已近十年,十年间分级诊疗却渐行渐远,三级医院更趋人满为患。2014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镇江时指出,大医院“战时状态”要切实解决,一语道破要害。
      围绕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的政策文件近年来层出不穷,但均未能切实落地,分级诊疗看似局部改革,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医疗体系的根本性体制问题,要完成这一改革,端赖于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改革决心。经济形势下行、医保基金穿底压力近在眼前、看病难导致的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改需要尽快找到突破口,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部分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从大医院转移到基层医疗机构,缓解看病难困境、减轻患者和医保负担。
      2012年,厦门市以糖尿病、高血压两种慢病管理为切入点,启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这一举措与全国许多地区纷纷建立的“医疗联合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通过行政指令,将不同等级的公立医疗机构“联合”,但就其具体的模式机制设计方面,又与全国各地多有不同。
      就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厦门现有模式上大力辅之以其他配套改革,或将为全国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趟出一条新路。当然,每一个地区的改革都有其地方特色所在,没有一个地区的“模式”可以在全国完全“复制”,但其机制内涵,非常值得中央政策制定者及其他地区主政者参阅。
     
  • 《宿迁市医改评估报告》

    2015年0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旨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新一轮医改,六年来在医院运营、药品采购、医保付费等机制改革方面均已做出一些尝试,但在医疗卫生体制方面的改革,可以说迄今尚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其所涉及的政府、公立医院、医保、医生、患者几方,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主导没有改变,公立医院对医保和患者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医生作为事业单位“单位人”的身份没有改变,患者在公立主导体制下要求政府强降医疗费用的呼声没有改变,遑论力图提高体系效率、方便群众就医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遥遥无期。
      来自江苏宿迁的调研经验提供了改革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作为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地区,政府对医院不必直接投入,仅具监管职能,分散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增强了卫生和医保部门的管控能力,医生作为“社会人”在医疗机构间流动,患者对医疗机构有充分的自由选择,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分工合作的医疗服务体系正在自然形成。
      尽管体制机制与全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但其所实现的现状,却恰恰符合了新医改提出的改革目标。本文谨从新医改三个核心目标,即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打破“以药养医”,建立分级诊疗方面,分析江苏宿迁的现状及其映射的改革可能之道。
     
  • 《洛阳市公立医院改革调研报告》

    2015年0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后,公立医院改制一直也是政策主推的方向之一。来自洛阳的经验显示,即便在医疗资源较丰富、医疗机构竞争程度相对激烈的地区,公立体制为主体的医疗服务市场因为没有退出机制,同样效率低下。这种情况下,财政支持部分公立医院改制,短期来看,财政直接投入逐年减少,一方面直接减轻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至少也并未对医院诊疗行为造成负面影响;长期来看,为优化医疗服务体系效率留下巨大空间。
     
  • 《青岛市社保-商保全面合作评估报告》

    2014年1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中央层面出台一系列文件,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保经办工作,各地也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富有地方特殊的社商合作模式,青岛实践即为典型案例。从2006年启动至今,青岛市社会医保与商业医保的合作已近十年,其合作方式灵活、范围覆盖全面、商保参与度高,全国少见。
      因此,本报告旨在通过对青岛社商合作模式(合作内容、机制、效果)的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并对现存问题及面临困难进行梳理,为后续项目拓展完善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 《三明市医改调研报告》

    2014年08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自1998年上一轮医改启动至今,全国有多个地区的改革方案被冠之以“**模式”的称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区的模式在全国被各地自发地复制。究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改革都是为解决各地区实际的问题,问题不同,则地方改革动力及着手点不同,适用于一地的改革“模式”,未必同样受到其他地区的欢迎,甚至未必与中央一级的政策文件相符,使其无法被其他地区效仿或复制。
      近来被媒体广泛宣传、相关领导高调肯定的福建“三明模式”即是如此。我们在三明的调研发现,三明的医改有其极为特殊之处,很难在全国其他地区简单照搬其做法,以期取得同样改革成果,不仅如此,三明自身的改革也存在隐患与缺陷,既需要地方继续深入完善,也需要中央政策更为强而有力的支持。各地最终采用何种模式进行改革,取决于各地现实的需要,但来自三明的经验可为中央下一步修缮政策提供良好的借鉴及参照。
     
  • 《北京市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014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王震

      现代健康概念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同时,健康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健康状态及健康需求并不相同。基于对健康的这一理解,健康产业就是旨在提供个人及社会以满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理、精神及社会健康需求的生产部门的集合。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体系:健康需求体系、筹资体系和供给体系。供给体系是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着力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页、康复与照料及养老业、药品与药械,以及健康保险业。
      积极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重要突破口。对于北京而言,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是发挥首都服务功能、建设人文、科技、绿色北京的要求,是北京应对快速老龄化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医改,满足民生需求、打造健康北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北京具有推动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北京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在健康保险领域,北京也在前列。给定北京的资源优势、发展基础、城市功能定位,参考国际健康产业发展的一般经验,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目标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高端,占领健康产业链条的高端,成为健康产业技术、管理、标准、品牌中心;抓住并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占领健康产业发展高地。第二,将健康产业打造成北京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之一,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在增加值及吸纳就业方面,力争达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相同收入水平下的状况。第三,充分满足普通居民的健康需求,将健康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老年照料服务延伸到社区,建成以社区为平台的健康服务提供平台。
      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距离上述目标尚有距离。当前北京健康产业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宏观资源配置无效率,健康产业领域长期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供给增长缓慢,不能适应居民快速增加的健康需求。这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二是微观主体运行无效率,主要表现在作为健康服务提供主体的公立机构激励机制扭曲,效率低下;而在行政性垄断条件下,社会资本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三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人群间的不公平,医疗保障的逆向收入分配作用明显;医疗保险福利化倾向明显,风险管控功能弱化,且本身成为巨大的风险来源。
      推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总的政策思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负面清单”管理的精神,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去行政化的精神,主要做“减法”,放开阻碍健康产业发展的不当管制,特别是放开准入管制。政府监管中心后移,加强过程监管,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认为当前推动健康产业发展,要以改革促发展,着力点放到供给方激励机制的重构上。
      在这一思路下,促进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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