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药保险业发展及国内保险经验专题报告》

    2016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孙梦婷

      进一步推进医疗改革,供需双方调整都必不可少。在公立医院改革久陷深水区的背景下,需方改革,如医保支付体系改革等,被寄予厚望,医保药品支付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如何发挥作为医疗服务购买方的优势,推进药品支付制度改革,合理引导药品价格的形成,是此次研究的重点。
      本报告将重点分析四个国家医疗保险行业(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在药品定价和支付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促进我国医保药品行业发展的建议。
     
  • 《建立适应新型医疗卫生模式需求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2015年10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自2000年、2009年两轮医改启动至今,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不断出台,但“以药养医”等制度沉疴始终难以解决。北京市是全国医疗中心,虽拥有充足的医疗资源,但配置严重失衡,分级诊疗体系远未建成,不断向三级医院集聚的患者给北京市医保基金带来沉重压力,恶劣的就医体验加剧了医患矛盾。
      传统改革路径如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加大财政投入等,都已证明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与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医改进入“深水区”,医疗卫生体制的存量改革艰难,增量改革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
      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连锁诊所等多样化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增加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快速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但新型医疗服务模式的发展,需要医疗人力资源配置机制转型作为支持。本报告即是基于此视角,探讨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在北京市的发展需求,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改革研究。
     
  •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PPP模式应用与创新》

    2015年08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田鹏、昝馨

      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如何将PPP模式和混合所有制等政策支持与地方实际相结合,通过机制创新,满足社会对医疗健康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在医疗领域,PPP模式主要在英国等英联邦国家得以应用。虽然中国与英国的医疗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改革方向、人事制度等重大差异,中国在医疗领域的PPP实践中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国际经验的模式。中国医疗PPP项目中,公立医院是公共部门的参与主体,项目的主流方向是成立新的医疗机构法人,提供临床服务。
    由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与发达国家差异巨大,在将PPP与医改结合的实践中,保持开放灵活的的态度,鼓励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勇于探索,是很有可能摸索出能够兼顾政府、医院,医生各方的现实路径的。而我们在云南昆明的调研则显示,医疗领域PPP模式的探索在既有体制下还面临着种种限制及问题,亟需决策者关注并解决。
     
  • 《互联网医疗发展研究报告》

    2015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林绮晴

      整体资源不足、优质资源稀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供需关系扭曲带来社会矛盾激化,是我国目前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召开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贺信中指出,要以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这恰恰也是解决医改多年浸入深水区的改革捷径。
      过去六年医改始终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直接原因即是分级诊疗未能建成,优质医疗资源的供需关系紧张甚至矛盾激化。此前习近平总书记称大医院为“战时状态”是最为形象的描述,大量轻病患者因为不知道“合适的医生”上哪去找,不得不涌入大医院就医,时间金钱巨大损耗,专家则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本不需要专家服务的患者身上,造成优质资源更加紧缺。
      尽管相关政策试图通过行政强推,将轻病患者引流到基层医疗机构,但医疗卫生体系之所以需要改革,本就是因为行政主导的公立医疗体系下,医疗资源配置行政等级化、行政区域化,患者对更大的城市、更高等级的医院趋之若鹜,才会造成“看病难”和“看病贵”。
      由此,医改想要用“行政主导”破除“行政主导”,无疑道长且阻,但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医改低成本破冰,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可能。
     
  • 《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2014年11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杜创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成了目前中国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各领域内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其中,就医疗卫生领域而言,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既能促进管办分开、加强市场竞争,也能缓解医保基金压力,并且有助于解决由人口流动产生的公卫服务覆盖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将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及其竞争机制与定价机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医疗服务模式创新研究报告》

    2014年10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昝馨

      近十多年来城乡居民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有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两个缺陷的反映,首先是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这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其次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医疗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即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医疗资源明显供应不足;其次是即便是在大城市中,优质医疗资源主要是高水平医生绝大部分集中在三级医院,社区门诊机构严重缺乏医术受到居民认可的医生,致使大量常见病多发病门诊也集中在三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门诊机构门可罗雀,这一现象已成为全国所有城市地区的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备受城乡居民诟病的“看病难”主要就是体现为在高等级医院看病难,而中国特色的“看病贵”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诊疗成本并不高的常见病、多发病也要到高成本高收费的三级医院诊治。这后一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按照中国的政策术语,即没有形成分级诊疗体系 。本报告第一部分简略描述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上述两个缺陷、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解决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上述问题,传统的思路有二:一是加大投入以增加医疗资源供给,二是改革体制机制调动全社会投入积极性同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毋庸置疑,这依然是改革和完善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路径。但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引致的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和创新,以及一些新型医疗服务组织 的出现,为我们突破目前(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的制约,突破传统医疗服务模式实际服务供给能力的制约,以及改变传统医疗服务模式高成本特征,实现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事实上,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谓“后发优势”的一种体现。本报告第二部分,集中介绍(移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模式;第三部分介绍一些新型医疗服务组织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往往需要新型的医疗服务组织模式来实现,而新型医疗服务组织往往也会导致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和创新,两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本文仅仅为了表述的清晰,作此划分,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创新称为新型医疗服务模式,而并非(移动)互联网技术引致的创新称为新型医疗服务组织。
      当然,充分利用这些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医疗服务体系跨越式发展,依然离不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目前的医疗体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障碍束缚了这些新型医疗服务组织和模式的发展,本报告最后部分在分析这些体制束缚的基础上,讨论欲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的作用,所需要的配套改革政策。
     
  • 《“大健康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

    2014年07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健康不仅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的健康需求井喷式增加,并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为居民提供满足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需求的服务和产品,成了当下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重点任务。
      因此,本报告将集中阐述发展大健康产业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探究大健康产业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大健康产业国际发展趋势,探讨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机遇。

     
  • 《北京市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014年05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王震

      现代健康概念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同时,健康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健康状态及健康需求并不相同。基于对健康的这一理解,健康产业就是旨在提供个人及社会以满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理、精神及社会健康需求的生产部门的集合。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体系:健康需求体系、筹资体系和供给体系。供给体系是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着力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页、康复与照料及养老业、药品与药械,以及健康保险业。
      积极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重要突破口。对于北京而言,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是发挥首都服务功能、建设人文、科技、绿色北京的要求,是北京应对快速老龄化的现实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医改,满足民生需求、打造健康北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北京具有推动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北京已成为全国的中心;在健康保险领域,北京也在前列。给定北京的资源优势、发展基础、城市功能定位,参考国际健康产业发展的一般经验,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目标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高端,占领健康产业链条的高端,成为健康产业技术、管理、标准、品牌中心;抓住并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会,占领健康产业发展高地。第二,将健康产业打造成北京的主导产业之一,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之一,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在增加值及吸纳就业方面,力争达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相同收入水平下的状况。第三,充分满足普通居民的健康需求,将健康服务,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老年照料服务延伸到社区,建成以社区为平台的健康服务提供平台。
      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北京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距离上述目标尚有距离。当前北京健康产业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宏观资源配置无效率,健康产业领域长期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供给增长缓慢,不能适应居民快速增加的健康需求。这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二是微观主体运行无效率,主要表现在作为健康服务提供主体的公立机构激励机制扭曲,效率低下;而在行政性垄断条件下,社会资本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三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人群间的不公平,医疗保障的逆向收入分配作用明显;医疗保险福利化倾向明显,风险管控功能弱化,且本身成为巨大的风险来源。
      推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总的政策思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负面清单”管理的精神,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去行政化的精神,主要做“减法”,放开阻碍健康产业发展的不当管制,特别是放开准入管制。政府监管中心后移,加强过程监管,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认为当前推动健康产业发展,要以改革促发展,着力点放到供给方激励机制的重构上。
      在这一思路下,促进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革。
     
  • 《湛江模式:探索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0年09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自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颁布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进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在推进全民医保的新探索中,祖国大陆最南端的海滨城市湛江市在推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下简称“社商合作”)上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在医疗保险界人称“湛江模式”,引起了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来自全国地方政府机构(包括省市政府、社保局、发改委、财政局等)、媒体和商业保险公司的146人考察了湛江模式;2010年截止到7月中旬,考察人士更是多达268人。
      如同绝大多数新鲜事物一样,“湛江模式”在闻名遐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疑虑,对这一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也是五花八门。2010年7月12-1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医改课题组一行四人在湛江市开展了3天的深入调研,试图探究湛江模式的实质和意义。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初步观察到,对湛江模式性质和定位的模糊认识,使得相关各方对这一模式的评价分歧很大且均失之于客观:一些正面的评价把当地全民医保的一些进展不恰当地归功于社商合作;而一些负面评价则把当地全民医保的一些问题也不恰当地归咎于社商合作。
      实际上,湛江模式的特色,具体体现在当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在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引入了商业健康保险机构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经办服务,最主要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之下部分大额医药费用支付的管理服务。这一新的探索,难以在短期内为全民医保的完善带来立竿见影的积极作用,亦即不可能极大地有助于全面解决全民医保推进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全国性(甚至全球性)问题,例如覆盖面扩大、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医保支付模式的改革等等,但从长远来看对我国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具有明显的正面意义。
      本调研报告试图对湛江模式给出明确的定位,并就湛江模式对我国发展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意义进行探讨。报告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简要描述湛江市推进全民医保的进程,并基于全国全民医保的大背景,对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我们刻画湛江模式的核心,即社商合作的内容,并对这一模式引发的一些争议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基于中国社商合作中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讨论湛江模式对于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发展的意义。最后一部分,基于湛江模式的启示,就社商合作的制度设计和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 《中国医药流通行业十二五规划研究》

    2010年02月

    负责人:朱恒鹏     主要执笔人:朱恒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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